中国作为佛教的第二祖国，境内汉传、藏传及南传三大佛教系统一直弦歌不辍，尤其是汉传及藏传佛教，在承续印度佛教资源的同时，分别发展出灿烂辉煌并有各自特色的教理、制度、仪式与修行方法，可谓成就非凡。
由于交通及其他各种因素的阻隔，过去汉藏佛教间交流机会不多，彼此间存在着许多误解，但近年来随着藏传佛教在汉人社会中渐成气候，汉人对藏传佛教的了解已大有长进，只是在汉藏交流中往往是由藏传喇嘛单向度地为汉人弟子传法，鲜有藏人愿意谦虚地倾听汉传佛教的声音，因此汉传佛教在密宗弟子中往往被视为“次等佛法”。
面对强势的藏地法音，汉传佛教仝人在不应狭隘排外，虚心学习藏传的长处之同时，也应为自身宗教传统免于被边缘化作出承担。相对而言，汉传佛教中虽有有心人欲维护自家传统，但各自靠“个体户式”的因应，其影响力是难以跟藏传的说法相比肩的。因此，如能集合一批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及海外有代表性的汉传佛教道场、学术机构及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共同联署一份代表汉传佛教对汉藏佛教间价值秩序的基本态度之纲领性文献，以集体的力量对时代发出强音，是非常有必要的。
藏传佛教是一套非常庞大复杂的宗教系统，首先我们必须要对其何以能对众生产生如此强大摄受力作一番中肯的考察，为此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几点：
(一)、对喜欢哲学思辨的知识分子而言，藏传佛教可对之讲“中观”、“因明”、“四部宗义”等义理。
(二) 、对富于想象力的人而言，藏传佛教可施之以“生起次第” 等种种观想方法。
(三) 、对追求色身觉受的行者而言，藏传佛教有“气、脉、明点”等法门供其修炼。
(四)、对致力于明心见性的禅修者而言，藏传佛教有“大手印” 、“大圆满” 等直指教授。
(五)、对热衷于大师崇拜的信众而言，藏传佛教有“转世活佛” 供其膜拜，并有“上师加持”，“念诵咒语”等为其提供心灵慰藉。
除以上数点外，藏传佛教比诸汉传佛教有较清淅的修行次第亦为不争事实。但尽管如此，对曾领受汉传佛教法乳深恩的笔者而言，实在不忍其被人视为不了义的“次等佛法” 。如果汉传佛教的价值果真低于藏传佛教，则汉地的四众弟子都将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因为汉地佛教的教育系统，尤其是培育僧才的佛学院，基本上是延续汉传家法而来，要全盘改宗实际上并不可能，尤其是一些年纪较大的修行者，即使愿意改学藏传也是有心无力。但如不能在理性上提出一套经的起批判的说法，以证立汉传佛教的价值并不低于藏传佛教，则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恐怕不可避免。这将令长期宗汉传者情何以堪？
首先应该处理的是许多人认为汉传佛教为显宗，藏传佛教为密宗，即使汉地在唐代有所谓“唐密” 传承，但早已庶几失传，而且“唐密” 的教法仅属于不了义的“下三部密，与藏传的“无上瑜伽密” 不可同日而语。而在藏传的传统判教中密是优于显的，以宁玛派的九乘次第为例，于底层者为显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此三乘就包含了密宗之外的大小乘一切教法，即使在藏传中被视为代表显教最高见地的中观宗，也只是在菩萨乘之内，在九乘次第中其层次亦低于最粗浅的密法，所以在中层又安立了外密三乘，即事密、行密、瑜伽密，也就是所谓的“下三部密”；而上层则安立内密三乘，即大瑜伽、无比瑜伽、无上瑜伽。此则是在小乘、大乘之外，另立称为金刚乘的密宗作为佛教的最高教法。虽说大小显密的教法须一律尊重，也没有明确说出被其称作显宗的汉传佛教为“次等佛法” ，但汉传不如藏传在此一思路下是不言而喻的。
但实际上此一判教体系仅是针对藏传内部的佛教资源而发，其称为“显” 者在小乘方面主要是指有部与经部，大乘方面则是指唯识与中观。
藏密认为密宗优于显宗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显宗只能达到空分究竟，明分却不究竟。密宗则能明空双运，法、报、化三身究竟成办。但此用于批评中观则可，用于批评有代表性的汉传宗派却站不住脚。天台宗讲三谛圆融、一念三千、染净不二，华严宗讲事事无碍、海印三昧，禅宗讲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凡此皆与明空双运表达同一旨趣。由于缺乏因明训练，汉传的某些表达或许未及藏传来得有逻辑性，但汉传佛教中那些意味深远的优美玄思却非藏人所长。
密宗更重要的一个论点是尽管显宗亦可修行成佛，但须经过极为长远的三大阿僧只劫累世修行才得成办，密宗则透过上师窍抉可令行者速疾成就，利根者甚至可即身成佛。尤其是宁玛派的大圆满，及噶举派的大手印等直指教授，确是有其殊胜处。速疾成佛之所以可能，其理论根据当然是预设了众生本具佛性，甚至自心本来是佛的立场，而这正是汉地禅宗的精粹所在。禅宗也是强调顿悟自性，“不历僧只获法身”的，虽没有如密宗般一再强调即身成佛，但《六祖坛经．般若品》中惠能有：“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一语，实际上是意许了众生是有可能即身成佛的。至于为何未能如密宗般说得如此明白，恐怕是与汉地的文化传统有关，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孔子虽被后世尊为圣人，其自己却未以圣人自居，只是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勉而已。所以在汉文化的习惯中即使自己的修为已达较高境界，但一般都只会作较含蓄的描述。禅宗没有如密宗般张扬即身成佛，不代表禅宗行者无法企及此一境界。
禅宗则因主要靠自己功夫才能见性，在长期的功夫修持中亦顺带化除了许多生命中的负面因素，见性后出现偏差的机会比较少。所以不必如密宗般须完全接受上师及宗派纪律的严格约束，见道者凭自己的体会开展出深具个人特色的禅法及行事风格所在多有，这在禅宗史上简直是千岩竞秀。密宗弟子每以修到与上师无二无别为鹄的，禅宗对弟子则有“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 的期许，甚至有“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的豪言壮语。如果只是“见与师齐”，则可能只是鹦鹉学舌，只有经过自己的创造性发挥，方是到家本领，师徒间所见实相固然无别，但彼此的具体生命境遇不会完全相同，如何透过自己生命的特殊性去体现实相的普遍性，就只能靠自己的创造，所以就要“见过于师”，要“不向如来行处行”。密宗对比于禅宗，则较不能于此处显精彩。借用黑格尔的概念表述，则密宗所达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禅宗则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
至于有密宗行人认为禅宗及所谓的显宗只是修心成就法身，未能如密宗般透过观想及气脉明点的修持快速成就微妙色身。对此禅宗可作如下回应：如果彻底相信诸法唯心所现，则把握到心性自然可影响到身体，神住则气住，心性下功夫，形色收效果，不特别言一套修命功夫而命功自包容于其中，许多禅师坐脱立亡的记录，说明了只要心性功夫到家，粗重的色身限制自能超越。
这里要重伸的是《宣言》的目的并非要阻止藏传佛教在汉地的流布，而是要在肯定自家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藏传的长处。在究竟层次上汉藏都可证悟胜义，但在具体表现上则各有特色，这就是可互相借镜的地方。由于藏人对自家传统的高度自信，要其虚心向汉传学习目前仍较困难，汉传佛教则长期处于较多元的信仰环境中，应较能以开放的态度向藏传学习。现在汉人向藏僧求法者多属个人行为，学到甚么层次的法只能凭各自因缘，如果能由有关方面组织一批对汉传佛教有较深厚基础的学僧学习藏传，则一方面不会很容易就被藏传的说法完全转化，另一方面又能学到藏传精粹，这才是有深远意义的汉藏交流。
至于藏传的活佛转世制度则迟至明代才在藏地流行起来，换言之此一制度与密法的精粹并无必然关系，而应是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有关。即使佛教承认转世，也不必生生世世以法王身出现于世。汉传佛教对此宜采取不否认，也不盲目跟进的方式面对之。不否认是尊重藏族同胞的信仰习惯，不盲目跟进是为避免此一风气向汉地扩散。因为汉地社会远比藏地复杂，极易被有心人利用，事实上已有一些在藏区待过一段短时间的汉人，据闻已获得“转世活佛”的认证，如果任由此风蔓延，势必对汉地佛教的生态产生严重冲击。试想只要获得“活佛” 资格，则可名成利就，广收供养，这对长期精勤修学的老实修行人并不公平。没有“活佛” 的光环，汉地的佛教大师也许无法获得信众如佛菩萨般的崇拜，但以一个较平等的方式与别人进行人格互动，切磋佛法，也可能是现“法王” 身者难以企及的美妙经验。“活佛” 的光环虽可引来众多崇拜者，但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毕竟是越来越倾向于人文理性，宗教也不能自外其中，汉地佛教对此应知取舍。
只要汉传的话语系统能笼络得住藏传佛教，则那些曾受汉传恩泽，又学得藏传精粹的行者，相信大部份还是愿意接续汉家传统，将其所学转化为汉传佛教新的组成部份，丰富汉传佛教的内容，完成汉藏融通的历史使命。
展望未来，以汉藏交流为线索，如果我们的努力有成果，在汉地当可发展出四种的佛教形式：
(一)、虽仍是纯粹的汉传佛教，但在话语系统上已能涵盖藏传的理境，不被其矮化。
(二) 、在前一种的基础上，坚持以汉传为主体，但在教理研究及修行次第上适度借镜于藏传，但不必就是密宗。
(三) 、汉传化的密宗，此为有相当汉传佛教基础，尊重汉传佛教，又能习得密法精粹者所发展的佛教形式。
(四) 、基本上与藏地保持一致的藏传佛教，虽然此时的汉传佛教已能消化藏传精粹，但总有一些与藏传佛教特别有缘者愿意在较纯粹的藏传道场学习，汉地也应为此类道场提供发展机会。
还要提出的是汉传佛教传统虽有很好的精神资源，但要不被边缘化，最后还是取决于在当代能否把这些资源充分发挥出来，在教理研究与修行实践中均能给予众生适切指导，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