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铭
大菩文化上海讯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佛教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上海佛教协会秘书长张国铭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里的我与佛教》一文中回顾了40年来上海佛教界以及龙华寺的发展和变化。
一、因缘际会入龙华
当改革的春潮催动了浦江两岸，和煦的东风吹抚盛开的白玉兰，转眼间改革开放至今已有四十年。回顾这四十年的变化，颇为感慨，这不仅是国家和社会大发展的四十年，也是我个人成长并和佛教结缘的四十年。
1978年前，我是一名崇明农场职工，所有农村里的活儿，如挑粪、插秧、割稻、脱谷，挖河等样样都干过，那时的崇明岛是一片阡陌之地，回到上海是每一个农场职工的梦想，没想到改革开放使我的梦想开出花。
我人生的分水岭就在1978 年。这一年我收到两份通知书：一份是上海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另一份是母亲退休顶替通知书。出于对求知的渴望，最终我选择了前者。毕业后留校工作八年，原计划报考物理专业研究生，后被80 年代出国潮裹挟着去了澳大利亚。这段往事固然是对人生阅历的丰富，同时也开阔了我的视野，亲身体会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状态；附带的收获，则是英语能力的飞速提高。佛教素有“五明”之说，外语大概可归类于“声明” 的学问，我因这个“声明”之学的特长大受裨益，也由此和佛教结下不解之缘。
1990年11月回国时，龙华寺已恢复开放。时任上海市佛教协会秘书长王永平居士对我说，龙华寺因外宾接待工作需要懂外语的人才。我的特长或可施展，于是一月之后到龙华寺报到，安排在外事接待组。寺院工作氛围与大学迥然不同，不仅没有寒暑假，一周七天居然没有休息日，初一、十五凌晨5点就要上班，每逢重大香期起得更早，一开始颇不适应。但这种规律的作息渐渐习惯后，自然地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王永平居士在我进入工作状态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他经常对我耐心指导，使我从中获益匪浅。
不久之后，我被任命为寺务处秘书、副主任，在徐汇区委统战部的关心下，陆续担任区政协委员、常委、专委会副主任。又经过努力复习，通过了历史学学科综合水平及英语全国统一考试。几年后顺利修满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
历史学科的学术视野和人文精神，提高了我对宗教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对佛教文化的了解。于是我在佛教界一干就是近三十年。
二、积健为雄谱新篇
我对宗教工作认知的不断加深，是和龙华寺的发展分不开的。或者说是我的幸运，见证了这座千年古刹从百废待兴到伽蓝重光的历程。
改革开放之初，龙华寺按照党的宗教政策加快进行了重点建设。龙华寺修缮工程标准很高，除保持宋代“伽蓝七堂制”风格外，还要修旧如旧，让龙华寺重新成为上海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随着千手观音殿、五百罗汉殿、讲经堂等相继竣工，一座座殿堂修葺一新。1992年龙华宝塔安装泛光照明，夜色中的宝塔流光溢彩，成为不同凡响的地标性古建筑。“沪上八景”之一的“龙华晚钟”光景重现，其他如藏经楼“龙华三宝”、牡丹园的“百年牡丹”， 还有“龙华庙会”，以上人文景观的逐渐恢复，使龙华古刹渐渐绽放出它原本的光芒。
随着龙华寺影响力愈来愈大，政府有关部门也将一些重要外宾安排到龙华寺接待，如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前美国国务卿舒尔兹、泰国诗琳通公主等。还记得一个小插曲：当年明旸法师用龙华寺素斋宴请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对龙华素斋赞不绝口，两次请出大厨合影留念。这些有趣往事，构成我对龙华外事工作的愉快回忆。
龙华寺外事工作从最初主要接待外宾、介绍信仰自由政策的基本功能，发展到主动走出境外，承载起弘扬传统文化、联系海外华人的使命。1987年，明旸法师率法务团赴美国万佛城举行水陆空大法会，法务团由70名法师组成，携带法器5000 余件，如此盛大隆重的海外法会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尚属首次，在中国佛教对外传播史上也史无前例，因此在美国引起轰动，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发来贺电。1989 年10 月8 日，《解放日报》刊载《万佛城的掌声》予以报道，掌声正是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的肯定和赞扬。
近年来，龙华寺在照诚法师领导下，积极响应“宗教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在加强中外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中成绩斐然，龙华寺弘法团的足迹遍及北美、澳洲、英国、尼泊尔、印度、以及新马泰等东南亚诸国，续写对外交流的崭新篇章。
三、鼎新革故易旧俗
宗教工作并非全然不食人间烟火，反倒要面对不少“此时、此地、此人”的现实问题。在龙华寺工作多年后，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宗教工作的意义。例如，在正确引导信众这个重要问题上，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是取消坐夜。90年代，龙华寺在三个观音菩萨生日实行坐夜，信众可于前一晚在龙华寺待到第二天，因此大殿每次都坐满人，多数为老年女性。在农历六月十九的高温季节，大殿内既无空调也无电扇，老人最易中暑，加之当时明火可以入殿，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
我们寺务处成员在讨论是否取消坐夜问题时，产生了不同意见。反对者认为十九坐夜是传统，骤然取消会伤害信众感情，诱发过激行为；赞成者认为坐夜无论对寺院安全还是对信徒的身体健康都属不利。最后讨论决定：取消坐夜。第一次寺院承受的压力很大，有些老人坐在山门外不听劝告，坚持进寺，言语令人不快，但寺院工作人员仍不厌其烦进行劝说。初次工作最难、问题最多，再次就相对轻松一些，再三、再四就几乎没有压力了。
这件事启发我们，所谓宗教生活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改变的方向正确，只要我们能坚持前行，结果一定会朝良性的方向发展。
第二件是文明敬香。在佛教文化中，敬香的意义在于以清净香味供养三宝之鼻根。但多数人出于错误的观念，以为香烛烧得越多，菩萨越会保佑他们。由于龙华寺开放之初允许随意燃烧香蜡，以至寺院整日烟雾缭绕，而且愈演愈烈，加之刺鼻的化学香精，令人颇感不适，甚至外宾甫进山门，便不堪忍受，掩鼻而去，影响到佛教清净的形象。时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真禅法师向上海佛教界发起文明敬香呼吁，提倡“心香一瓣”。龙华寺在文明敬香问题上， 也花费不少精力和财力。开始时，周边香烛店受利益驱动，唆使香客将香烛带入寺院，使门卫与香客冲突较多。街道原本为解决下岗工人就业而出租的几十辆流动车，也被全部挪用出售香烛、冥钞等宗教用品，一时阻力重重。
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也就成了路。龙华寺经过多年坚持，已取得可观成绩，现在龙华寺内非常清静，大殿前因大量烟熏多年不开花的广玉兰，也重新绽放。明旸法师曾说过一句入理切情的话：“信徒的信仰是要靠我们去引导的。”信众的宗教热情总是虔诚和热烈的，不免会有一定的盲目和从众心理，需要我们引导信众依教奉行、正信正行，而非一味迎合。满足信众需求和正确引导信众可以相辅相成，二者并不矛盾。
四、霁月光风事前贤
在龙华寺工作，有幸能亲近明旸法师，是我难以忘怀的际遇。明旸法师是一代宗师圆瑛大师的法嗣，于1983年在龙华寺升任方丈。我刚进龙华时曾任寺务处秘书，明旸法师见到我常称我秘书长。承他金口，二十几年后我真的担任上海市佛协秘书长一职，法师的先见之明得以应验。
明旸法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但在他平易近人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坚毅不屈的心，他一生中三个关键时期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操，一直无声地鼓舞着我们。第一次在抗战期间，日军罗织罪名将他和圆瑛大师逮捕，施以严刑审讯，意图迫其就范。但师徒二人坚贞不屈，铮铮铁骨，体现出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些僧人认为新政权恐难容宗教的存在，纷纷离沪到港台等地发展，但明旸法师与圆瑛大师决定留在上海，迎接人民解放，他们的爱国行为激励了大批信徒，稳定了佛教界人心。第三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明旸法师应邀赴纽约参访万佛城，万佛城度轮法师力邀明旸法师定居美国，并请明旸法师出任方丈。这样的条件，对于80年代的国人是何等诱惑。但明旸法师婉谢美意，义无反顾返回了祖国。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明旸法师就是这样的丈夫吧。
是种子总会发芽，明旸法师爱国爱教、矢志不渝的言传身教，犹如种子一样撒在我们的心里。有时我想，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除了党和政府的培养之外，和在前辈大德身边的耳濡目染也是分不开的。前辈大德经历了多少风雨，依然坚定爱国爱教的信念，他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顾全大局和坚忍不拔，是我们终生学习的楷模。如今，我们又拿什么样的种子撒在年轻人的心里呢？我常以这样的提问来警策自己，作为自己在工作中的激励。
五、经营法度杼经纬
2010 年上海市佛教协会换届，我从龙华寺调至市佛协工作，工作从点上到了面上。通过八年来对市佛协工作的全面了解，尤其2015 年陪同慧明会长走访调研了上海几乎所有寺院，深切感受到上海佛教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是极为显著的。
首先，这种变化表现为上海佛教寺院的进一步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整体纳入上海城市规划与发展的统一轨道。如玉佛寺、静安寺、宝山寺等改建后的建筑风格与以前大为不同，相互之间风格各异，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多元化特色。另有七宝教寺、东海观音寺、宁国寺等寺院，是根据上海宗教场所合理布局新建而成，既满足了信众需求，又缓解了周边寺院压力。40年来，上海佛教开放场所从十几所增加到今天的122 所，这不能不说是上海佛教事业的巨大成就。
第二，表现为佛教慈善力度和广度的提升。2008 年汶川大地震，龙华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送去大批物资，并向什邡罗汉寺捐赠一辆越野车，以便运送赈灾物资。2011 年，时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觉醒法师率团飞抵西藏，开展“雪域? 慈爱之旅”慈善项目，我也一起陪同前往。旅途中，我对觉醒法师不畏高原反应、热心公益慈善的精神深为赞叹。近年来，上海佛教界相继成立慈善基金，主动为贫困人员提供帮助，如玉佛寺觉群文教基金会的援建贫困山区“觉群爱心图书室”行动，静安寺百寺基金会的“大摩尼宝——冬天里的温暖”万件羽绒服献爱心活动，龙华寺大慈公益慈善基金会的“点亮心愿慈善义拍”活动，日益成为上海佛教界公益慈善事业的闪亮名片。各区佛协和场所也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奉献爱心，佛教界的慈善义举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如今，上海佛教慈善工作又呈现新的局面，市佛协在慧明会长倡导下，汇聚会长办公会议领导的共识，提出“协会主导，场所参与；协会组织，场所支持；协会安排，场所实施” 的工作思路，明确了协会与场所在公益慈善事业中各自所应担当的角色。2016 年，江苏盐城发生龙卷风冰雹严重灾害，上海佛教界用三天筹得190.5万元，通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转赠灾区。同年夏，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严重洪灾，上海佛教界四天之内募集3.1 万条棉被，价值600余万元，分装30余辆集卡送达灾区。上述事例，充分体现出上海佛教慈善事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民间支援能力。
第三，表现为上海佛教界整体法制观念的加强。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即十九号文件。文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把中国的宗教工作拨回到正确的航道，像指路明灯一般指引着中国宗教的落政工作。此后十几年中，上海的宗教工作也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向法制化方向迈进。1996年3月1日，上海率先颁布实施《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这是上海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它证明了上海开始以法制进行管理宗教事务，表明宗教工作走向成熟。
多年来，政府有关部门一直在不遗余力推动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每年一度的场所监督检查、创建宗教文明活动场所、法制宣传月活动、以及前些年两个专项工作（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备案），都有力增强了上海佛教界的法制观念。一些寺院的改扩建工程，不再像过去随意搭建，基本按照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定走报批手续流程；有些寺院财务以前较为混乱，现金随意放置，通过多年场所监督检查和宣传学习，现已完全杜绝类似情况。宗教活动场所不仅懂得自身要遵纪守法，而且学会以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而言，过去无法可依，在管理中随意性大，主要领导的个人痕迹很重。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中的“两维护、两明确、两规范”成为宗教工作的指针。
尾声
以上是我对上海佛教工作五个方面的亲历记录，虽然它们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也不足以反映上海佛教事业的整体面貌，但每一方面都折射出上海佛教界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变化。在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上海佛教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我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指导下，上海佛教将继续弘扬爱国爱教的伟大精神，坚持宗教中国化发展方向，上海佛教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